数字经济的兴起和发展，主要依托三大技术进步。一是计算技术，涉及数据的处理、计算和存储，包括集成电路（芯片）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二是通信技术，涉及数据的发送、传输和接收，以及与此相关的通信网络，互联网就是典型的数字经济形式；三是大数据技术，包括信息数字化和海量数据处理技术，如把物质形态的唱片音乐信息转换成可用计算机处理的虚拟数字音乐。这三大技术决定了数字技术的水平和能量，也基本左右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层次。

从科技进步的视角看，数字经济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产物。一般认为，数字技术理论的奠定是由著名数学家香农于1948年建立的信息论开始的，这种理论实现了用二进制数字的0和1以及这两个数字的各种组合来测量、计算和传递信息。1958年发明的集成电路则标志着计算技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时至今日大放异彩的算力革命就是凭借越来越先进的集成电路技术发展而来。而集成电路技术又离不开晶体管的发明，因为越先进的集成电路，其所集成的晶体管就越多，功能也就越强大。晶体管与信息论基本同时出现。因此，数字经济的技术起源可以追溯至六、七十年前，但数字经济的大发展则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情，这与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有密切关系。充分了解数字经济兴起与发展的技术渊源，有助于准确把握数字经济的发展脉络和趋势。

数字经济目前已是许多国家发展最快的部门，数据一定程度上已超过资本和劳动，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最有力的生产要素。据美国官方的统计，2021年美国数字经济部门的增加值已超过2.4万亿美元，比10年前净增1万亿美元以上。美国数字经济部门创造的GDP已经超过金融保险业，仅次于制造业，成为增加值第二大的生产部门。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2021年全球47个主要经济体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8.1万亿美元，比2020年增加15.5%，美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5.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中国和德国分别居第二和第三位，规模达到7.1万亿美元和2.9万亿美元。由于衡量标准和统计口径不一，不同国家、不同机构所统计的数字经济指标有差异，但数字经济的增长快于经济总量的增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9年的报告显示，全球按宽口径衡量的数字经济增加值已占GDP的15.5%，在美国，这个数字占到21.6%，中国更高，已占到30%。全球数字化交付服务额（可通俗地理解为数字贸易额）从2005年的1.2万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2.9万亿美元，年均增速7%，远超同期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年均增速。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整体黯淡，勉强保持低速增长，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数字经济的支撑。足见，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动能。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从要素结构到产业结构再到市场结构的整个世界经济，数据开始成为和资本、劳动一样重要的生产要素，独立的数据价值链基本形成，整个经济活动越来越数字化。以前，全球价值链主要是围绕具体的物质产品而构建，主体是制造品的价值链，虽然也有服务的全球价值链，但比较简单，基本依附在制造品的价值链上。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独立的数字交付和数字服务的价值链逐渐形成，其内容越来越丰富。在数字技术进步的带动下，数字跨境流动成为大量而普遍的现象，构成了数字产品或数字服务的全球价值链。在这种价值链中，数字产品是主体，是价值形成的主角，不再是从属的配角。数据不再仅仅是用来测度的一个量、一个依附于物质的配角，而是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财富形成的主体，这是革命性的变化，更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数字技术的应用无处不在，近二三十年来数字经济呈现井喷式发展势头。能否跟上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关键因素，也逐渐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所处地位变化的重要决定性力量。美国作为数字技术或信息技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通过控制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产业，在数字经济领域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过去几十年重点发展微电子和半导体产业，致力于跟进数字技术的前沿，当数字经济机遇来临时，这些国家也在一些领域建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日本在半导体产业的一些细分领域具有优势，韩国在芯片制造和智能手机等数字产品生产方面具有优势，新加坡则在网络基础设施、国际数据中心等方面具有优势。中国的数字经济起步较晚，但发展十分迅速，目前数字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位，并在电子商务、5G移动通信等领域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比较而言，欧洲的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包括欧盟在内，整个欧洲的数字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低于其经济地位。福布斯杂志曾经发布过一个全球数字经济100强企业榜单，美国有49家企业上榜，中国上榜企业22家，欧洲仅有12家企业上榜。

第一，科技创新继续推动数字经济朝纵深方向发展，大量数字新产品将不断问世，算力更强、算法更先进、数据更加海量的数字经济新模式也将大量涌现。科技创新是无止境的，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各种技术创新不仅不会中断，反而会继续加快。与算力相关的“摩尔定律”提示，在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芯片功能每隔两年左右升级一代。尽管很多人早就预言“摩尔定律”将失效，但从集成电路技术创新的节奏看，至少未来10年内，芯片算力将会继续沿着“摩尔定律”的曲线向上攀升。芯片的工艺水平如今已到3纳米，2纳米也将很快实现规模化生产，而且，比利时的半导体研究机构IMEC发布报告，预测2036年将实现0.2纳米的技术，说明摩尔定律仍将有效。今后的数字经济，科技含量将更高，不仅将更为广泛地替代原有的经济模式，而且也迭代旧有的数字经济，如同软件升级一样，呈现连续性的升级换代过程。

第二，数字经济的发展继续快于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渗透力更强，对世界经济全局的影响更大。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与地区，无论是数字产业化部门，还是产业数字化部门，发展的速度都明显快于经济的整体发展。在2016年至2021年的几年间，美国数字经济增长率平均为6.7%，高于经济增长率3个百分点左右。中国数字经济的增速更是明显快于经济增速。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标准，近三年中国的数字经济增速要快于经济增长5个百分点以上。不仅数字经济居世界前两位的大国如此，在许多规模不大的国家，数字经济也呈现出超前发展态势。只有130万人口的爱沙尼亚，经济数字化水平在欧洲首屈一指，其不仅拥有一流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而且培育出多个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独角兽”企业，其中包括全球知名的Skype。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快于整体经济的增长将是一个基本趋势，而且这种现象将维持较长的时期。

第三，在各种新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融合发展，人与数字经济的相融伴生将成为时代的显著特征。今后一、二十年，新一代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云计算、量子信息等新技术的成熟，必将催生更多新产业，并推动原有产业沿着数字技术创新路线实现升级。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变革，一方面，融合了多种先进技术和不同领域的创新成果，如ChatGPT的里程碑式创新既应用了更强的先进算力技术，也是对大数据技术和语言仿真技术的综合应用；另一方面，随着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出现，产业间的融合更加深入，例如亚马逊和阿里巴巴早已走出了网上书店和购物平台的单一模式，进入包括云计算在内的多重商业模式。在新一代的数字经济形态下，人的参与感更强，融入程度更深，大量个性化的人工智能装置和数字环境问世也将为时不远。

第四，数字经济发展全球化与碎片化的趋势并存，关键产业链地区化甚至国家化现象突出，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数字技术本身是高度全球化的，一些重要的先进产业如半导体产业，就是国际分工与合作的结果，数字贸易更是摆脱了物理海关的跨境流动，这些都是数字经济发展全球化的一面。但同时，在少数西方国家人为实施“脱钩”政策的影响下，数字经济近年来又呈现出碎片化的发展态势，全球性产业链与市场正经历分裂。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原来采用严密国际分工的全球产业链正在向有局限的区域性产业链转变。现在，不仅美国要建立完整的芯片产业链，推动制造环节回流美国，连基础相对薄弱的欧盟也要建立完整的芯片产业链，为此将投下巨资。这样一种碎片化的产业格局重塑，不仅降低了产业发展效率，而且也使多年来形成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受到严重损害。

第五，中国和美国将继续保持世界数字经济的领先位置，全球将出现数字经济发展的两大中心，两大中心周围将出现各自的数字经济板块。美国正全力保住数字技术领先优势，把数字经济当作重点竞争策略，并积极拉拢欧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为联盟，通过“断供”和“围堵”的方式打压中国的关键数字产业。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巨大，具有自身发展优势，正在走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将以新型举国体制力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其中包括数字经济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增强发展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今后，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规模更大，而且科技支撑能力将会显著增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数字经济在我国虽然发展迅速，但目前仍处在大而不强阶段，必须着力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

全面提升数字经济的科技创新能力，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当前尤其要在基础性、通用性关键技术如先进芯片、系统软件、关键设备上实现突破，不掌握这些关键核心技术，不在底层技术上实现自主可控，数字经济发展就会受制于人。在自主创新方面要善于发现和培育新的“赛道”，敢于在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上实现突围。

继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为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支撑起更为强大的物质基础。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发展的一大优势，再加上市场广阔这个优势，中国发展的势头就难以阻挡，就能吸引全球的资本和技术要素前来中国寻求发展机会。中国5G通信覆盖率全球第一，5G基站数占全球60%以上，光纤网络、移动通信、宽带、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这既是一种体制优势，更是一种国家优势。应当继续发挥好这些优势，适度超前投资建设数字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的大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优先发展我国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重点产业，以“锻长板”带动“补短板”健全产业链。要科学客观估计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某些尖端技术方面的差距和赶超周期，以求实精神制定可行策略。如在芯片领域可采取以“扬我优势、以长补短”为主的策略，通过封装技术的“独门绝技”提升成熟制程芯片（28纳米等）的性能，广泛应用于我国电动车、智能车、智能交通、数字城市等建设，形成我国在芯片领域的新优势。此外，我国在电动车、智能车、智能交通、数字城市等领域具有技术领先、市场广阔、走在世界前列的独特优势，同时在这些领域又具有体制优势，加以综合应用，可以为芯片产业创造数十倍的市场（一辆智能车可以最多用到2000个芯片），巨大的市场需求必将带动芯片技术的进步。集中精力将优势长板进一步锻长，可以带动短板补齐，目前正是“锻长板”的“窗口期”，应当充分把握好。

加快数字经济世界一流企业的打造，下大力气把企业真正建成数字技术创新主体。我国缺乏一批世界级的数字技术一流企业，尤其是具备底层技术实力的企业较少，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改变这种状况。数字经济强国，很大程度上是以拥有一大批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为代表，我们不仅要有市场覆盖全球的平台型企业，更要有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硬科技领军企业。科技发展史表明，企业承担主体地位是科技创新的一条基本规律，晶体管、集成电路、智能手机、视窗操作系统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创新都诞生于企业，甚至连信息论这样的基础理论也出自企业。发展壮大中国的数字经济，必须坚决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实现创新模式的根本转换。

加强数字领域国际合作，积极倡导推进数字经济全球化。要在国际上充分展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成就和优势，争取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伙伴。进一步扩大数字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建设若干个具有标杆意义的国际数字之都，重点建设一批“数字自由贸易区”，形成示范效应，吸引全球数字资本和数字产业。此外，还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制定，促进全球数字治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努力创造中国数字经济融入世界而世界数字经济离不开中国的新境界。

来源：本文内容摘选自《人民论坛》杂志及人民论坛网，有删改。

作者：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徐康宁。

以上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分享交流使用。

如有侵权，敬请告知，我们会第一时间处理。